广州心理咨询 | 为什么说大学是抑郁的重灾区？

一方面，大学生的抑郁，可能有初、高中的“历史遗留问题”存在：

比如，初、高中其实就已经表现出抑郁倾向甚至症状，但家长一心扑在中高考上，如果不是特别严重，到了非休学不可的地步，基本都会为了“顺利完成学业”、“按正常计划参加中高考”这样的目标，好说歹说，劝孩子“坚持一下”，并搬出那套“熬到大学就解放了”的说法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孩子的状态再差，家长们也会将其正常化，“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”、“本来学习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嘛”、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……

更现实的问题是，如果没有监护人的许可和支持，未成年人自己想去医院开药或是来做心理咨询，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。

那么，抑郁的孩子上了大学，真的会好吗？

我儿时的一位朋友，就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：不会好。根本好不了一点。

那还是初一，我转学去了县城的初中，认识了她。

她是我们初中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，脾气又很好，和我还有共同爱好——都喜欢听陈奕迅的歌，所以我俩在学校很要好。

基本只要学校放假，我就会叫她出来玩。

最开始叫出来一两次，她还会答应邀约，只是每回中途都要出去接一次电话。

第三次的时候，她支支吾吾地跟我说，家里有事来不了了。

我心特别大地说：“没事，我去找你玩也行。”

然后我就去她家了。

她家里开了一个小超市，我就纯当路过买了瓶水，然后问她妈妈：“阿姨，我是xx的同学，有点事找她，请问她在家吗？”

她妈妈当时还很亲切地回答我：“哦，xx的同学啊，她在呢，在二楼，我叫一下她吧。”

后来她妈妈把她叫下楼，然后还是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要有什么事，就在这跟她说吧。”

我当时可能愣了一下，感觉有点尴尬，就给我朋友使眼色：出去玩不？

朋友很紧张，一直在觑她妈妈的神色，小小声地问她妈妈：“妈妈……我……那个……跟同学……跟她……出去下……可以吗？”

她妈妈还是面带微笑，用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对她说：“你不是说今天要把3套试卷写完的吗？哪里还有时间出去玩呢？同学找你要是没事，那你们就下周在学校见吧。”

当时我怎么出她家的，是不是马上回家了，我现在都已经想不起来了，但仍然记得那个令人窒息、脊背发凉的场面。

再后来，我跟她就只在学校见面了，偶尔聊几句天，假期也没再一起玩过。

上了高中之后，我们同校不同班，基本见不到面。

她还是成绩很好，但偶尔在学校里碰见她，我感觉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面色很阴沉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她那时候就已经抑郁了。

我们再次联系上，是大三的时候，她知道我学的是心理学专业，有一天晚上突然跟我发消息，问我可不可以在我这里做心理咨询，得知不可以后，又问我去哪里找咨询师比较靠谱。

我这才知道，她去年自己去了趟医院，确诊了抑郁症。

日积月累的问题，终于在离她家一千多公里的大学校园里，爆发了出来。

幸好，她现在终于有了足够的力量自救。

在大学里，像我朋友这样由“历史遗留问题”积压出来的抑郁症，不在少数。

我们常说，心理问题的治愈需要一个过程，其实产生也需要一个过程，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的。

当然，另一方面，也有一部分大学生，属于大学“致郁”的情况。

他们的成长过程中，可能找不到明显的创伤，但他们仍然感到迷茫、焦虑、空虚，找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，其症状和表现近似于徐凯文教授提出的“空心病”。

内在没有力量，外在没有目标，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于是，他们在自我诘问和审判中沉沦。

这两种不同原因的抑郁，仅仅依靠吃药和自我调节，都无法根治，因其根源出现在内心。

不管是内心的创伤，还是内心的无意义感，都需要我们进行自我觉察，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力量走出来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心理咨询或许是你可以尝试寻求的帮助。

总之，当一个人生命的整个意义是被外界赋予的，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发散出来的时候，一旦完成了人生的阶段性目标，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存在主义危机，轻则抑郁，重则崩溃自杀。

唯有通过自我探索，找寻自己人生的内力，才会获得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